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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铁路新闻 | 发布时间:2020-01-14 17:52 | 人气值:999
本文摘要:求采纳。下面是我选的几篇,要是不好,上面那个网址有很多,自己选选,肯定有你需要的 詹勇:治理欠薪还需制度护薪年01月31日08:31 人民网-人民日报 摘要:深挖现象背后的深层问题,从源头上进行治理,依法维护农民工权益,以制度代替突击,以护薪取代讨薪

  求采纳。下面是我选的几篇,要是不好,上面那个网址有很多,自己选选,肯定有你需要的

  詹勇:治理欠薪还需“制度护薪”年01月31日08:31 人民网-人民日报

  摘要:深挖现象背后的深层问题,从源头上进行治理,依法维护农民工权益,以制度代替突击,以“护薪”取代“讨薪”

  “打工挣钱,天经地义!你拖欠工资就没有良心!”人社部一位同志的疾呼言犹在耳。而更鼓舞人心的,是各地各部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切实行动。自去年以来,人社部等四部委组成联合督查组赴津、冀、辽等10个省份检查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北京市为3.9万名农民工追发工资1.7亿元,新疆各级工会清欠农民工工资5.3亿元,江西两个月内为5万多名农民工追回工资及赔偿金逾7500万元……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欠薪企业数量、涉及劳动者人数和欠薪金额,都比往年下降。

  但也应该正视,临近年关,欠薪现象仍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个案时刻警醒我们,虽然经过集中整治,大面积的欠薪现象已得到有力遏制,但破解这一难题依然需要艰苦的努力。

  表面上看,欠薪问题属于劳资纠纷,但问题的解决,往往不像勒令企业老板立马给钱那么简单。事实证明,每一份工资要进入农民工的腰包,并不容易。以欠薪问题最为严重的建筑行业为例,不签劳动合同的用工方式,使农民工陷入维权陷阱;层层转包的承包模式,使农民工处于利益链的最末端;垫资施工的运作模式,使农民工工资成了“连环债”中最脆弱的一环;项目结束才拿钱的结算方式,使农民工从一开始就进入“被拖欠”状态。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治理欠薪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深挖现象背后的深层问题,从源头上进行治理,依法维护农民工权益,以制度代替突击,以“护薪”取代“讨薪”,方为治本之策。

  事实上,从制度层面破解欠薪难题已经成为各地的创新实践。北京推行劳动监察“网格化”管理模式,上海完善劳动关系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南宁、广州等地建立举报投诉制度、工资保障制度,成都实施“权益信息卡”和“工资银行卡”等监管机制,都以不同形式开通了农民工拿到工资的“绿色通道”,拓展了保障权利的救济渠道,值得总结和借鉴。

  从目前看,各地治理欠薪,大多倚重行政力量,法治力量的运用还大有可为。比如,农民工在与欠薪企业的利益博弈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由于法律等维权渠道存在的问题,“告他拖不起”成为农民工难以承受之重。而欠薪者的违法行为所付成本与其所获丰厚利润相比,只是九牛一毛,助长了“欠他玩得起”的心态和行为。

  有鉴于此,迫切需要在法律制度上作出调整完善,简化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程序,降低农民工的维权成本;同时加快立法步伐,打造“恶意欠薪入罪”等“撒手锏”,大幅提高违法欠薪成本,使恶意欠薪者得不偿失、寸步难行。

  中国裸捐第一人,也是以捐款救难闻名的大陆企业家陈光标,揣了大笔的现金到台湾要给贫困户发红包。没想到却遭来不少质疑,即使一些非的精英,对陈的做法也大不以为然。最初几日,可以说是骂声不断,有人甚至要陈滚回去。然而,塞满钱币的红包一包包发出来之后,事情有了戏剧性的变化———陈光标每日被大批的贫民追逐着,赶着要红包,给则一片欢腾,三呼感谢,不给则破口大骂。这一幕,台湾的精英尴尬,陈光标也尴尬。

  中国古代,一直有“救急不救穷”的谚语。什么是急?逢灾遭难就是急,这种时候要出来帮一把,让人渡过难关。但一般性的贫穷,是没法救的,今天给了,明天给不给?天天给,就等于一直养着,最终穷人还是穷。我不想用恶意猜度陈光标此行的动机,尽管台湾的生活水平实际比大陆高,大陆的穷人也比台湾多,但陈光标此番台湾撒钱,也未必真的是去跟台湾人别苗头、比高低。就算承认陈此行目的像他所说的那样,是感恩之旅,感谢历次大陆受灾之际台湾人的捐助,那好像最合适的时机,也该是在台湾受灾的时候。台湾是多灾的地方,风灾、地震不断,不愁没这样的机会。感恩的方式,要捐款也最好通过慈善机构。为什么要这个时候,用撒钱的方式来回馈呢?就算收到你红包的人都是真正的贫困户,你的施舍,能起到多大作用呢?谁又知道,那些追逐陈光标的人,不是拿他当大头来戏耍呢?

  这样的撒钱式的慈善并不始于陈光标,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撒钱,跟随便抓一把钱在大街乱撒一样,除了满足撒钱者的某种心理需要之外,对于穷人没有多少益处。姑且不论好多的钱,其实落不到真正的穷人手里,就是落到他们手里,养成依赖,对他们以后的生计反而是毒药。真正的济贫,一是帮助他们在教育上提升,包括办学和资助穷孩子上学,帮助失业的穷人接受培训,以期再就业。二是定点定期帮助那些丧失劳动力的家庭,让他们能够活下去。三是帮助穷人学会自救,学会自谋生计,摆脱贫困。显然,这三种形式,都需要组织来做,专业的助贫N G O组织可以很好地从事这样的工作,至于陈光标这样有善心的企业家,只需做到定期出钱就可以了。带着大把的现金,满世界撒钱,实际上不是做慈善,倒像是在做游戏。也许,正像陈光标在台湾说的那样,他这样做,无非是像小时候做好事,就能得到一朵小红花一样,求得大家的喝彩。

  其实,他很可能还有一层意思没说出来,当众撒钱,看着众人热切盯着你和你的钱的眼神,那种众星捧月式的感觉,的确够销魂的。大街上撒钱,也的确能把某些人人性不怎么样的一面暴露出来,看着大家你争我夺,也的确有某种莫名的快感。不能否认,陈光标的确是个好人,也想做点好事,但是,好人做好事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否则,也许连一朵小红花也换不来,反倒留下一片骂声,拿到红包的人,也未必真的念你的好。

  薛世君:春节生命力在于文化多样性年02月03日03:10 大洋网-广州日报 广州日报 官方微博

  摘要:传统总在不断沿革,不断千变万化以适应时代,其活力就在于“多元化”、“多样性”,春节亦然。多元化首先意味着多重选择、自由选择,有选择就有生命力。

  福虎辞旧岁,玉兔迎新春。今天是大年初一,新春佳节。在喜庆祥和的新年气息中,脸上洋溢着幸福欢乐的您,或许还记得很多年前的春节习俗——贴春联、做一顿丰盛的年夜饭、放鞭炮、看春晚、给亲朋拜年……多少有些按部就班,但如今,您的新年可能发生了变化:年夜饭不在家吃,改在了酒店;鞭炮“禁放”了,就拿“电子鞭炮”一听脆响;拜年不再需要登门,“视频拜年”、“短信拜年”逐渐流行;说不定,您还参加了一个旅行团,春节期间畅游“新马泰”……总之,过节方式有了很多新花样,变迁中的春节,正在日益多元化。

  最典型者莫过于央视春晚的境遇了。除夕之夜,多家省级卫视没有像往年那样转播央视春晚,而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安徽卫视播的是独播剧《夏家三千金》,东方卫视推出了周立波的《壹周·立波秀》特别节目……央视春晚从无到有,从“唯一”到“可选”,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见证了过节娱乐方式多样化的历程,见证了春节文化日渐“多元化”的趋势。

  这种“多元化”,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逼出来的。如今,春节的境遇可谓是“内外夹击”——内有传统习俗在现代化转型中的不适感,外有“洋节”的魅力冲击;一方面是现代生活方式的解构,另一方面则是传统过节习俗的掣肘。传统农耕社会以安土重迁、子孙满堂为主要精神特质,很多春节习俗均由此衍生而来,但今日社会流动剧烈,家庭结构日益分化,“团圆”不易,“年味”自然变淡,未能“与时俱进”的春节习俗也就面临被架空的尴尬。况且,近年来,情人节、圣诞节等“洋节”备受推崇,传统节日相形见绌。正因如此,“保卫春节”、“春节申遗”的呼声此起彼伏。

  其实,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习俗的主要功能就是保持文化的连续性,一旦与社会发展相冲突就会自行调节,在传统中加入时代特色,顺时而动,随时变迁,进而形成新习俗。就此而言,很多春节习俗根本不需要“保护”,自我更新、适应时代要求乃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比如此前曾有媒体报道,说是南京一对80后夫妇因争执去谁家过年而积怨离婚。独生子女时代,自然不能再因循男权社会时回婆家过年的传统,而把娘家晾在一边。此时,轮流过年等顺应现代生活方式和时代特点的过节习俗,自然会磨合而生,成为新的传统。

  传统总是在不断地沿革,不断地千变万化以适应时代,其活力就在于“多元化”、“多样性”,春节亦然。多元化首先意味着多重选择、自由选择,有选择就有生命力,过节方式的丰富多彩必将增添春节的活力和魅力。很多人都惋惜一些过年的传统在日渐式微,其实只是“更新”罢了,而且式微的同时也有新的传统被“发明”出来,比如出门旅游。多一种选择,也就多一分魅力。

  其次,春节的多元化也意味着“现代化”。“洋节”之所以走俏,就因为它们贴近现代生活。比如,圣诞节的娱乐性符合大众文化娱乐化的口味,情人节的内涵满足了年轻人爱浪漫的精神需求。那么,春节也应该介入现代生活,融入现代气息,通过自我更新和“与时俱进”,“进化”得老少咸宜、贯古通今,遇到洋节“入侵”,还能很快兼容并蓄,“中西合璧”,从而让传统节日兼具时代气息,焕发持久的生命力。

  郑山海:40元限价中药能医好“看病贵”吗年02月02日01:52 新京报 新京报网 官方微博

  近日,杭州市卫生局再出新政,规定每帖中药不得超过40元,此政策一出,不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均感不满(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不论是疾病还是病人,都存在比较大的变数,中医作为一种全科医学,其面对的病人更是五花八门,既可能是“贫困病”,也可能为“富贵病”。现在不分差别地将一帖中药的价格限制在40元钱以内,事实上是限制了中医处方的自由,不论是对医生还是患者,都无益处。

  而且,中药价格的制定,本身也不是恒定不变的,去年年初三七价格猛涨,到了年底,太子参的价格较1年前几乎涨了10倍。中国中药协会提供的统计数据证实:去年全国市场537种中药材中有84%涨价,其中28%涨幅超过51%;位列涨幅榜前列的不乏冬虫夏草、阿胶、西洋参、三七、牛黄等常见药品,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可能出现,一帖中药,今天还是40元以下,明天就可能“越界”了,如此,医生除了要了解药材的药性外,恐怕还要像股民关心股价一样,实时了解中药的价格变化,否则,不可能开出合格的处方。

  事实上,对中药处方进行限价,最让人不能理解的地方更在于,限制中药处方同时,为何没连同西药处方一起限制?尽管没有明确的统计数据,但就各家中西医所占的比例和中西医科室的业务收入看,中医相对于西医本身就比较廉价,而且所占的医疗市场远远少于西医。换句话说,中医并不是当前看病贵的主要推手,相反,倒是西医的盲目输液,新项目泛滥,新药、贵药源源不断,导致一些科室,一天的平均医疗费用高达上万元,限制这些高价的医疗项目,才是至关重要。

  面对追问,杭州市卫生局的工作人员说,这个规定是专家们经过论证得出的。但为什么中药限价政策刚一出台就反对者云集呢?医疗改革的主体是医生和患者,进行医疗制度方面的改革,不认真调查医生和病人的态度和想法,找一些不搭界的专家,闭门造车,这样的政策必定会因为脱离实际而早早夭折,因此,杭州的40元一帖的中药制度,实在是一出脱离医生和病人进行医疗改革的反面教材。

  最近看到这哥俩是在“春晚”排练后台。有记者问他们:“嗓子哑成这样还能行吗?”他们回答:“没事,扛一扛就过去了。”这是他们的习惯性回答,在之前的采访中也听到他们这样说。从地下通道到走上“春晚”舞台,这中间千山万水的跋涉,千难万险的阻隔差不多都要“扛一扛”才能过得去吧。

  成名的“旭日阳刚”现在很忙,可以预见“春晚”之后会更忙。演出邀约不断、采访拍摄不断。脱贫是没问题了,渐渐鼓起的腰包也能让家人的生活好起来。然后呢?被正式的演出院团招为员工?签约经纪公司?或是成为某娱乐场所的驻场歌手?反正通道是回不去了,那个曾经可以自由放歌的地方只属于寂寂无名的后来者;昏暗杂沓的宿舍也回不去了,那个曾经可以提着酒瓶光着膀子宣泄的地方只属于困顿迷惘的挣扎者。那么,现在他们该去向哪里?

  我从看见那段视频开始就预言他们会火,只是没想到如此之快。底层生活的苦厄背景或许正迎合了大众狂欢的需要——惊世骇俗地龙门一跃。人人都迫不及待地推上一把,成为迎接翻身咸鱼的吹鼓手。心理学上的说法,这叫投射。即“旭日阳刚”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群体性心理的代言人。那是些太渴望通过努力和坚持赢得胜利的城里人、乡下人,农民工、正式工,金领、白领、蓝领、花领……却往往一败涂地,概莫能外。他们时刻准备着开始人生的喜剧,却常常无果而终直至谢幕。于是,“旭日阳刚”横空出世,他们策马,我们激扬。问题是狂欢过后呢?尘归尘,土归土?命运要是依然扼住你的咽喉呢?人人都渴望成功,成功却总是姗姗来迟。愤懑与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能否拥有出路的关键在于你能不能找到人生的“通道”,还有你能在“通道”里坚持多久。

  我不建议将“旭日阳刚”奉为楷模,因为不能简单地将他们现在的处境视作成功。他们只是自食其力的歌者,他们获得了应有的掌声和改善生存状况的基本条件。但他们改变际遇的转机太过偶然,偶然得脆弱不堪。他们甚至不能左右自己,我还担心他们日后会沦为经纪人手中的提线木偶,到哪儿都唱《春天里》,结果真实的人生离春天越来越远。

  “旭日阳刚”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捧出来的兄弟。有一天,当“旭日”成为“夕阳”,“阳刚”渐渐老去,或许我们可以在经过通道时稍稍驻足?看看有没有令你怦然心动的“春天”,当然,这取决于你是否期待春天。(作者系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沙元森:让住房回归民生关键在执行年01月28日06:32 大众网-齐鲁晚报

  摘要:这次调控成败系于地方政府,算是牵住了牛绳,但是如何调动地方去积极地调控,又如何对调控不力的地方进行问责,目前还没有细则。无论如何,中央政府先行打出的重拳,让公众对新一轮调控有了更多的期待。

  1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出台了八条政策,被简称“国八条”。这已是2010年以来的第三轮调控,其中抑制投资性住房需求和强化地方政府责任的要求,打出了最有力量的两记重拳。

  根据新政策,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首付款比例不低于六成。除此之外,对已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当地户籍家庭、拥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非当地户籍家庭、无法提供一定年限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当地户籍家庭,暂停在本地向其售房。这些要求都提高了购房的门槛,投资炒房,尤其是异地投资,将付出越来越高的成本。这无疑击中了投资炒房的命门。

  近几年,房价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度增长,给民众生活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买房的买成了房奴,买不起房的更是望房兴叹。市场上房子越来越多,而价格也越来越高,中国的楼市似乎摆脱了价值规律的调节。但另一方面,很多人都明白,逐利的资本已经扭曲了住房的基本属性,越来越多的房子从生活必需品变成了投资品。资本逐利一旦压倒了经济民生,拥挤的“蜗居”和空旷的“鬼城”相应而生,制造了非常不和谐的社会现实。

  房价上涨的理由或许有很多,比如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居民的改善性需求等,但群众最不能容忍的则是各地普遍存在的炒房行为。炒房,无非是囤积居奇,待价而沽。在法律上,炒房是资本逐利的本能体现,很难简单判定违法与否。但是在经济社会领域里,炒房比炒蒜、炒姜有着更大的副作用,人可以不吃姜蒜,却不能不住房子。炒房者的牟利直接加重了社会底层的生活成本,拉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由此可以认定炒房是一种不道德的投机。所以,当年有地产大佬说“炒房无罪”时,马上就招来了公众的一片骂声。

  打击炒房,依靠炒房者的道德觉悟是不现实的,必须由国家通过针对性的政策压缩炒房的盈利空间,最终使炒房成为无利可图的事情。届时,住房自然回归其民生属性。“国八条”的出台直指要害,已经很明确地向投资炒房说不。

  调控做到了有的放矢,能不能最终击中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的作为。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发展又不均衡,不同地区有着完全不同的房价,很难制定全国统一的房价调控目标,因此地方政府责任重大。“国八条”明确提出各级政府必须公布房价控制目标,一旦房价涨幅超过控制目标,将约谈责任人。基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一些地方政府对于以前的调控政策可能是有抵触的,他们只强调住房的商品属性,任由市场进行配置,而忽视了政府在住房保障方面的责任,搞商业开发经常是超前的,抓保障性住房往往是滞后的。中央的政策落到地方打了折扣、走了样子,一些地方政府应该是负有责任的,这也是之前多次调控几乎沦为“空调”的主要原因。

  这次调控成败系于地方政府,算是牵住了牛绳,但是如何调动地方去积极地调控,又如何对调控不力的地方进行问责,目前还没有细则。无论如何,中央政府先行打出的重拳,让公众对新一轮调控有了更多的期待。

  海内外投资银行都会赞美中国的基础设施,尤其是公路建设成就。而在国内,民众则在连声抱怨公路收费太多、太高。

  由此看来,高收费下的公路建设高速发展,与低收费下的低速发展,或许是两种不同的模式。不幸的是,与对于这个收费主义的公共品供应模式,民众并没有多少发言权。唯一有权进行选择的是政府部门,而政府部门之所以选择高收费模式,还有一个财政上的考虑。

  不妨看看北京市交通委给北京市人大代表李淑媛关于京石高速公路超期收费质询答复中的说法:公路经营者首都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担负着500多公里已建成高速公路的管养任务和规划新建300多公里高速公路的建设任务,建设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新建高速公路也处于培育期,云云(1月27日《中国青年报》)。由此可以看出,首发公司收费的目的已经超乎了人们的想象。

  按照常理,修建道路是政府部门的责任,两三千年前的周代、秦代政府就承担了这样的责任。20多年前,我们却走上另外一条路。当时,经济增长、社会繁荣需要道路网络,而政府部门财力匮乏。于是乎,政府部门实行了“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公路建设模式。

  推测起来,此处的贷款修路、收费还贷,都是针对同一条公路。也就是说,某一条公路的建设者通过贷款修建了该公路,并在该公路上设卡收费,偿还该公路的建设贷款。一旦建设贷款偿清,原则上该公路就应当免费使用,最多只能为公路的养护收取低廉费用。在中国,这最后一点尤其是天经地义的,因为贷款修路的主体很少是私人企业,而主要是地方政府或者国有企业。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理由把修路当成一桩买卖来做。

  事实与此完全相反。现实中的情形是,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早就不局限于同一条公路了。地方政府或者垄断性国有企业建设了一条公路,可能使用了贷款,为此而设卡收费。但在偿清贷款之后,他们继续收费。理由是要建设其他公路,地方政府用这条公路收取的费用偿还另外一条公路建设的贷款。

  一度,投资银行还为政府部门设计过一种资本运营模式,那就是政府部门把某些本来就是用财政资金修建的公路,包装进入政府部门控股的上市公司。公路收取的费用成为该公司的营业收入来源,政府部门以此融资,建设其他公路。

  不管怎样,收费公路完全变形了。它已经不再是一种商业性公共品供应模式,而变成了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财政手段———考虑到地方政府现在还在获得规模巨大的土地财政,公路收费也许算地方政府的第三财政,与土地财政相对应,也许可以将其称为“公路财政”。地方政府通过收费公路获得一般性财政收入,再使用这些收入进行投资,甚至用于公路建设之外的其他基础设施领域。

  从单纯经济的角度看,这样的模式似乎相当成功,投资银行家们也到处推销这样的公共品供应模式。但从政治的角度看,这样的模式存在严重的缺陷。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混淆了财政与商业的关系。这一点是公路财政与土地财政的共通之处。

  很显然,政府部门从收费公路上获得的收入,并非借助于其公共管理者身份,而是作为经营者获得的,因而似乎是商业性的。但它们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部门依靠权力获得的,征收的范围十分广泛,收入的规模也很大,因而也具有财政收入的性质。

  正是借助于这种性质的混淆,政府部门得以逃避管制。公路财政是政府部门以商业经营者身份获得的,所以政府部门拒绝将其纳入到预算之中。由此,我们的预算制度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土地财政与公路财政可能占到地方政府实际收入的一半以上,它们却在预算之外,由行政长官随意使用。但作为商业,这些收费公路也从来不按照市场规则运转,公路收费本身是由权力创造垄断的机会,并由权力维持永久性高收费标准。

  公路财政的这种性质混淆最严重的后果是政府部门患上了“收费公路依赖症”。与20年前相比,今日各级政府部门的财力已经大大提高,政府部门本来应当有充分的财政能力建设免费的公路。但是,伴随着收费公路成为常态,今天各级政府部门基本上已经没有建设免费公路的政治经济学常识了。只要是等级略高一些的公路和桥梁,政府部门基本本能地按照收费公路的模式设计其建设体制。交通部有关官员面对公众质疑而为收费公路作出的高调辩护就已经清楚地证实了,官员们的收费公路依赖症状是如何的根深蒂固。也许可以说,官员们已经不知道不收费的公路该如何建设了。

  换言之,土地财政、公路财政已经让各级政府部门官员淡忘了自己在公共品供应问题上应当对国民承担的分内责任。政府部门通过收费供应本当用财政提供的公共品,财政资金则被十分宽松地用于非公共品生产领域。人们已经有点搞不清楚,政府部门究竟是公共管理者,还是商人。这种混淆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它正在显现出来。